168彩票尤为增加供食用的谷物安全保险工夫,加

作者: 政策  发布:2019-09-13

国家粮食局关于进一步推进主食产业化增强口粮供应保障能力的指导意见 国家粮食局关于进一步推进主食产业化增强口粮供应保障能力的指导意见国家粮食局国家粮食局关于进一步推进主食产业化增强口粮供应保障能力的指导意见国家粮食局关于进一步推进主食产业化增强口粮供应保障能力的指导意见 国粮展〔2012〕16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黑龙江省农垦总局粮食局,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公司、中国中纺集团公司: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精神,全面实施粮食行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粮油加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加快转变粮食产业发展方式,促进粮油加工产业转型升级,适应城乡居民对主食口粮消费的新需求,我局研究决定在“十二五”期间进一步推进主食产业化发展,全面提升城乡居民口粮供应保障能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对推进主食产业化高度重视,会同我局共同研究并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充分认识推进主食产业化的重要意义 主食是城乡居民生活必须食用的主要粮食制成品,既包括米饭、馒头、面条、杂粮等主食制品,也包括大米、小麦粉等主食原料。主食产业化,则是在构建从田间到餐桌的粮食全产业链过程中形成的,以粮食生产基地化、主食加工工业化、营销供应社会化为主要特征的,具有中国膳食特色的新型主食产业发展方式。 近年来我国主食产业经历了工业化起步、规模化扩张、产业化发展提速等阶段,初步形成了主体多元化、原料产品规模化、主食产品多样化、产供销一体化、工艺科技化、品牌特色化的发展新格局。当前主食产业化呈现了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但与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主食产业化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也存在着产业化程度偏低、装备和技术落后、主食品安全有待加强、市场占有率不高等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推进主食产业化具有重要意义:一是适应城乡居民消费方式升级,保障军需民食新需求,保障粮油主食品安全的重要“民生工程”;二是推动粮食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粮油加工业转型升级、振兴粮食行业的重要举措;三是提升粮油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推动农民增收、企业增效的有效手段;四是转变粮食产业发展方式,增强口粮供应保障能力,促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 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宗旨,以增强口粮供应保障能力,提升城乡居民生活品质为目标,以科技进步和装备创新为先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用产业化运行模式,加快推进以传统蒸煮米面制品为代表的主食产业化进程,努力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现代化主食产业体系。 基本原则。坚持市场导向、政府引导、企业运作的原则;坚持机制创新、主体多元、互利共赢的原则;坚持优质营养、健康美味、经济便捷的原则;坚持科技支撑、质量安全、装备先进的原则;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稳步推进的原则。 主要目标。到2015年,主食工业化的比例明显提高,其中面制主食品工业化的比例提高到30%左右,米制主食品工业化的比例提高到20%左右;优化和改进传统主食生产工艺,加工装备自主化率达到60%以上;食品安全水平明显提升,培育一批市场占有率高的知名品牌;培育壮大一批自主创新能力强、集约化程度高、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大型主食产业化龙头企业,形成一批相互配套、功能互补、联系紧密的主食产业化集聚示范区;建立军民融合、平战结合、宜军宜民、应急保障有力的军粮主食供应体系。使成品粮应急加工和供应体系更加健全,主食产业化发展水平明显提升,口粮供应保障能力明显增强。 三、加快推进主食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 加快开发主食新产品,推进产业升级。大力发展主食加工业,丰富花色品种,提高优、新、特产品的比重,促进传统米面和杂粮主食的工业化、方便化、大众化,提高即食性,保证品质;加快系列化、多元化、营养化、专用化的主食原料产品开发,提高米制食品专用米、面制食品专用粉、全麦粉、营养强化粉等的比重,大力倡导适度加工,提倡科学健康消费;大力发展各种馒头、面条、饺子等面制主食品,提升产品档次;积极发展方便米饭、米粉、米粥等米制主食品,提高规模化生产水平;积极开发多种规格和风味的速冻、即食米面及杂粮主食制品,扩大规模,改进工艺,提高节能降耗水平。 实施主食产业化工程,发挥示范作用。发挥骨干企业的优势,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建设或改造一批优质面制主食加工示范基地;在东北地区和上海、安徽、江西、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等地建设和改造一批优质米制主食加工示范基地;在华北、西北、西南等地区发展以杂粮为主的主食、方便食品。实现主食生产工业化、产品标准化和配送社区化。建设和改造一批规范化、机械化、规模化的大型主食生产加工中心,支持建立一体化主食冷链物流配送体系试点,有效增强其加工、配送及质量安全保障能力。 培育主食产业化企业,推进集聚发展。鼓励龙头企业大力发展粮食订单农业,建立生产基地,带动优质、专用粮食生产结构调整,形成种植、收储、加工和市场营销一条龙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引导龙头企业与农户、合作社有效对接,形成稳定的购销关系,共享发展成果。支持通过兼并、重组、收购、控股、联营等方式,组建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大型集团。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依托大型加工企业,加强粮油食品加工、仓储、物流设施及质量检验检测、信息处理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的现代主食加工园区,引导企业向园区集聚。支持粮食大省向粮食强省发展,支持河南等省建设主食产业化集聚示范区,培育产业集群,推进集约化经营、规模化发展。 创新流通方式,完善主食供应体系。整合粮食行业资源,鼓励主食产业化企业与“放心粮油店”、军粮供应站、粮油应急供应点等相结合,充分利用现有供应网点,增加网点经营业务,减少布点成本,互惠互利。以现有大型主食加工、小麦加工、稻谷加工、粮油仓储企业和军粮供应企业为主体,充分挖掘和利用现有土地、厂房、人才、技术和销售网络等资源优势,实现企业强强联合或低成本扩张。鼓励现有主食加工优势企业,建设新型物流配送网络,优化网点布局。探索新型商业模式,创新主食流通方式,鼓励大力发展连锁经营、直营店、配送中心、放心粮店、放心主食专卖店、厂店对接、校企对接和电子商务,积极开展直营直供。 加强科技创新,提高核心竞争力。有效整合粮食科技资源,建立协同创新机制,推动产学研紧密结合,面向产业需求,通过国家主食产业化科技重大项目等,从原料配方、工艺选择、工艺指标等对主食成分的结构和品质影响的机理上深入研究,着力推进传统主食品现代加工、全谷物食品加工、抗老化保鲜、超高压加工、挤压加工、质量评价方法和质量安全溯源等关键技术和装备的创新与产业化,提升主食加工业整体技术水平。鼓励龙头企业加大主食科研领域的投入,建立企业研发中心,培育市场竞争力强的科技型龙头企业。加强面制、米制主食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等创新平台和产业创新联盟建设。 加快企业技术进步和改造,提高装备水平。鼓励和支持拥有一定基础的自主品牌企业加大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力度,支持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的推广应用和新产品的产业化,优化生产流程,适当借鉴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加快提升企业工艺、装备水平和核心竞争力。支持小企业改善生产条件,提高技术水平,开发“专、精、特、新”产品。在速冻主食品领域,加快节能减排技术改造,加快推广高效节能新工艺新设备。加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主食装备研发,加快推进馒头、鲜湿面条、方便米饭、杂粮主食、速冻主食等加工装备自主化,推动生产过程智能化和生产装备数字化,提高自动化水平,依托骨干企业,扶持建设一批主食加工成套装备制造基地。 健全主食质量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消费安全。完善主食质量标准体系建设,加快制修订具有中国特色的主食产品标准、卫生标准、安全生产技术规范和检测方法标准,严格粮油食品质量标准实施,强化食品安全全程控制,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加强主食安全检验监测能力建设,满足企业对原辅料、半成品、成品等的农药残留、真菌毒素、重金属等质量安全指标快速检验的需要,构建制度完善、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主食质量安全保障体系。加快粮油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管理系统和信息化网络建设,建立健全粮油食品安全数据库和预警体系,预防和控制粮油食品安全风险。支持建立主食质量安全追溯体系试点及召回退市制度,全面提高主食加工和流通安全保障水平。支持示范省份开展以示范基地和粮油质检机构为核心的产业化主食质量安全保障体系和监管工作,保证产品质量安全。 实施品牌带动战略,丰富主食文化内涵。引导主食加工企业由做产品向做品牌并举转变,以优势骨干企业为主体,通过自主创新、品牌经营、商标注册、专利申请等手段,培育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和较强市场竞争力的全国性知名品牌。发挥品牌扩散效应和聚合效应,推进品牌整合,扩大知名品牌市场占有率,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践行“为耕者谋利,为食者造福”的理念,丰富和发展主食文化的科学内涵,将品牌培育与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紧密结合,提高品牌附加值。 完善应急供应体系,服务宏观调控。将主食产业化体系建设与成品粮应急加工及供应体系建设相结合,加强大中城市及重点地区供应渠道网点建设。积极开拓城乡市场,推广连锁经营和开展优质服务,保障城乡居民及部队的主食供应和食用安全。在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区的特大城市、省会城市,以及其他重点地区,依托大型加工企业,完善应急加工、供应和储运体系,合理布局应急供应网点,确保应急时主食产品的有效供给。 四、狠抓落实,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 强化组织领导。推进主食产业化是政府引导的民生工程,国家发展改革委加强对主食产业化政策的指导和协调。国家粮食局负责指导意见的组织实施,具体部署,落实有关政策,扎实推进各项工作。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与发展改革等部门加强指导意见实施的沟通协调和支持配合,切实落实责任,细化目标任务,确保指导意见目标任务的顺利完成。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把主食产业化作为发展现代粮食流通产业工作中一件带全局性、方向性的大事来抓,大力争取各级政府的支持,切实加强对主食产业化发展工作的组织领导,把主食产业化纳入地方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总体和专项规划。建立健全部门间沟通协商的工作机制,强化协作配合,落实责任分工,形成工作合力。结合“放心粮油进农村进社区工程”、“主食厨房工程”、“早餐工程”、“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军粮供应主食平台建设工程”等项目的实施,相关部门形成强有力的协作机制,研究解决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确保主食产业化的顺利推进。 落实优惠政策。贯彻落实国家有关支持龙头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筛选一批主食产业化企业,推荐纳入国家重点支持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范围。加大对主食产业化企业和产业园区建设的资金支持力度。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到主食产业化领域。农发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应加大对龙头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农产品收购、融资授信的支持力度。认真落实国家有关农产品初加工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研究修订主食加工增值税政策。 加强行业指导。国家粮食局加强对粮油加工业及主食产业化发展的指导、协调和服务,组织实施主食产业化示范工程,完善全国粮油加工业统计调查体系,实施主食产业化专项调查,为研究制定产业政策提供依据。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落实行业规划和本指导意见,统筹主食产业化推进,科学布局,以规划引导重点项目和重点园区建设,认真总结和借鉴各地主食产业化的典型经验,按照本意见精神,结合本地区实际,抓紧研究制定贯彻落实意见。发挥粮食行业协会、粮油学会等中介组织的作用,加强行业自律,规范企业行为,服务会员和农户。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主食产业化和龙头企业发展的良好氛围,促进主食产业化健康、协调、持续发展。各地要将本地区推进主食产业化规划,以及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报送国家粮食局。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当今世界,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与金融安全并称为全球三大经济安全,为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我国既是粮食生产大国,更是粮食消费大国。在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的背景下,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既是“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应对复杂国际环境、保持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重大基础战略。虽然自2004年我国粮食恢复增产以来,已实现连续8年增产,粮食安全基础得到加强。但由于粮食需求刚性增长、资源约束日益突出、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不断加剧等问题的存在,使得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不利因素逐渐增加、深层次矛盾日益突出。因此,本刊特组织了这组文章,从品种结构、主体结构、地区结构等各方面对粮食安全问题加以阐释,以期从理论层面对保障粮食安全问题予以研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当前我国粮食供求形势与中长期趋势 一、当前我国粮食供求形势 粮食安全基础得到加强 我国粮食从2004年恢复增产以来,实现连续8年增产。8年累计增产2810亿斤,年均增产350亿斤,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增产幅度最大的时期之一;8年单产提高55.6公斤,年均提高7公斤,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单产提高最快的时期之一。特别是,2011年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了“四个首次”:即首次迈上11000亿斤的新台阶,首次连续5年稳定在10000亿斤以上,半个世纪以来首次实现连续8年增产,粮食人均占有量首次达到850斤的新水平。 这在我国粮食生产的历史上并不多见,也高于同期世界粮食平均增产水平。2004年至2011年,我国三大粮食品种增产幅度年均3.12%,超过1978年到新世纪初的年均增产幅度2.28%的水平,比同期世界同类品种生产年均增幅2.12%高出1个百分点;我国三大品种单产年均增长1.69%,而世界同类品种同期单产年均增长1.13%。由此可见,我国粮食安全基础持续得到加强,粮食安全形势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 当前粮食供求形势与结构特征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推进,促进食物消费总量增加、结构升级。其中,人均大米和面粉消费量稳中趋降,消费者追求高品质的消费,如粳米、各种专用面粉及面粉制成品、动物性蛋白、植物油、食糖等消费增加。 第一,粮食供求紧张状况明显改善。我国粮食生产在2003年跌至谷底。2000—2004年,我国谷物产量五年合计19.71亿吨,消费21.65亿吨,产不足需;而2005—2009年,谷物产量合计22.79亿吨,消费22.31亿吨,产大于需,比上一个五年的状况有明显改善。最近2年谷物“紧平衡”格局得到进一步改善。 第二,粮食供求区域不平衡加剧。一些主产区由粮食调出省变为调入省,粮食调出省由17个减少到13个,部分产销平衡区变成调入区,主销区调入量不断扩大。2010年我国13个粮食主产区(主产区包括:黑龙江、辽宁、吉林、内蒙古、河北、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13个省的粮食播种面积占全国粮食播种面积的71.49%,粮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75.36%。特别是,全国粮食产销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粮食生产重心北移,南方粮食生产总量下降,呈北粮南调格局。1997—2007年,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北方6省粮食在全国比重,由36.2%上升到43.5%;而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南方6省,从36%,下降到31.6%。 第三,谷物供求品种结构矛盾进一步显现。一方面,稻谷、小麦产需基本平衡,但保持平衡的压力越来越大。近几年人均稻谷和小麦消费量稳中趋降,总消费量增长趋缓。我国人均年稻谷消费量从历史最高水平1991年的155公斤,下降至2009年的143公斤。过去5年,国内稻谷消费年均增长0.6%。人均年小麦消费量从历史最高水平1988年的90公斤,下降至2009年的78公斤。过去5年,国内小麦消费量年均增长0.6%。产量稳步增长,过去五年,稻谷产量年均增长1.8%,小麦产量年均增长4.5%,由此使两者供求相对宽松。但是,稻谷口粮消费的比重逐步提高,粳米消费仍将继续增长,而南方地区水田不断减少,水稻种植面积大幅下降,恢复和稳定生产的难度很大,稻谷供求总量将长期偏紧。 另一方面,玉米供求缺口逐步扩大。近年来,养殖业、工业用玉米增长较快,使玉米供求日益趋紧,缺口逐步扩大。过去五年,玉米国内消费量年均增长3.6%,略高于产量年均3.5%的增长水平,其中,饲用玉米消费保持年均2%的增长水平,五年共增加1100万吨;深加工玉米消费在2007年底出台限制玉米深加工发展政策之前的增长率约9%,之后降低到4%左右,五年平均增长约7%,共增加1400万吨。2009年,玉米国内消费1.56亿吨,产量为1.55亿吨, 供求缺口100万吨,标志着我国玉米供求关系正式转入供不应求的阶段。近2年玉米缺口进一步扩大,近1000万吨。 与此同时,我国玉米由净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20多年来,除个别年份外,我国玉米保持净出口状态,年净出口量在300万吨~1500万吨。自2007年度以来,随着国内饲料消费和深加工消费的增长,净出口量明显缩小。2009年我国进口玉米130万吨,净进口115万吨,距关税配额720万吨还有较大空间。2010年,我国进口玉米157万吨,2011年进口175万吨。 第四,植物油自给率进一步下降。近20年来,我国油籽生产稳步增长,从1990年的3533万吨,增长到2010年的4784万吨,年均增长1.5%。其中,大豆生产基本保持稳定,近10年来,大豆产量基本稳定在1500万吨~1600万吨,占国内油籽生产的33%。国产食用植物油产量从1990年700万吨左右,增加到2010年的1000万吨,年均增长幅度较小。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居民食物结构出现显着变化,植物油消费需求进入快速增长时期。我国植物油消费需求总量从1998年的1100万吨增加到2010年的2750万吨,年均增长近8%。人均植物油消费从2000年的12.5公斤,增加到2010年的19公斤,超过世界人均16公斤的消费水平,但仍低于发达国家25公斤~26公斤的人均消费水平。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植物油、油籽进口迅猛增长。其中,大豆从1998年的385万吨,增加到2010年的5480万吨,年增长率达27%。目前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大豆进口依存度已达84%,占全球大豆进口量的61%。 二、粮食供求结构变化的新趋向 第一,不同粮食品种之间的替代性日益显着,影响粮食供求结构变化的不确定性增强。一是玉米转化成淀粉糖,替代食糖进入食品领域。我国食糖消费从2000年度的685万吨增加到2009年度的1143万吨,增长了67%,国内生产的增长未能完全满足需求增长,食糖进口量从102万吨增加到170万吨,也增长了67%。近年来,食糖价格迅速上涨,但是玉米价格在政府的调控下,上涨幅度较小,导致食糖和玉米的比价关系发生加大变化,2009年初,食糖和玉米的比价是1.93,截至2011年10月底,比价上升到2.94。玉米价格显得相对便宜,淀粉糖得以迅速发展,部分弥补了食糖缺口。 二是小麦替代玉米,饲料原料结构变化明显。我国小麦玉米正常比价应在0.95~1.05之间,价差则应在-100元/吨~100元/吨之间,历史上仅2007年突破了这一区间下限,极限价差达到-200左右,成为小麦饲用消费的分水岭,消费量由800万吨/年的常量猛增至1350万吨。随后两年,随着价差回归,基本稳定在1000万吨/年左右,2010年增至1350万吨,2011年度在1750万吨左右。 2011年上半年,小麦价格在政策调控下不断下行,国内玉米价格在深加工需求推动下逐渐攀升,造成小麦玉米差价逐渐缩小,至4月份开始转负,随着5月份玉米价格加速上涨,主要产销区全面转负,此时价差水平已经接近2008年的极限状态。6月份新麦上市价格走低,主要产销区价差进一步下滑,部分地区甚至进入-300元/吨~-400元/吨区间内,成为历史最大价差。 这一价差运行趋势,带动了更多饲料企业对小麦替代添加的应用,添加比例也在提高。全国小麦饲用替代消费已经开始增加,并伴随小麦玉米价格倒挂的时间延长而逐渐增多,年度增量可能在700万吨~1800万吨之间,将会导致新年度玉米饲用消费持平或略减,供求紧张状况得到缓解,小麦则出现近年来最低库存,但不会引发品种供求的质变。 第二,“谷贱伤农”、“米贵伤民”交替出现,平衡粮食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难度增大。近年来,农产品成本进入上升通道,虽然农产品价格逐步上升,但农民种粮收益增幅远远低于成本和价格上涨幅度,种粮比较收益不断下降,农民增收形势严峻。但是,粮价上升给城市居民生活,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带来较大影响,对保持物价总水平的稳定也带来较大挑战,近年来,食品价格的上升是直接推动CPI上升的主要因素。因此,国家宏观调控面临更加复杂的两难选择。 第三,粮价波动的影响因素更加复杂,调控的复杂性越来越大。(参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1年课题《新形势下我国粮食宏观调控的目标、机制与政策研究》的具体分析)粮价在受农业成本上升、供求关系变化等传统因素影响的同时,受气候变化、粮食能源化、金融化、投机炒作等非传统因素影响将更加显着。研究表明,当前我国粮食价格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在当前我国食物收入弹性相对较高的背景下,收入快速增长导致食物需求总量的增长,推动粮价持续上涨;对于货币超发而导致的粮价上涨,其原因在于相对生产效率的低下,使得货币超发带来了低生产效率部门更多的相对价格上涨。在上述两种因素叠加条件下的价格波动机制,即在货币超发背景下,一方面由于农业部门相对低效率导致了相对更高的价格上涨;而另一方面由于“货币幻觉”使得消费者产生积极的收入预期,同时也提高了边际消费倾向,使得粮食需求进一步偏离原有均衡,价格上涨的幅度进一步加大。这也意味为,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只要存在货币超发,那么粮食价格将会存在较大的上涨空间,反之亦然。当然,这一问题只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必然现象,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与农业生产力的不断提升,价格波动的幅度将会不断收窄。 从国际经验看,日本和韩国在发展过程中,并未出现类似我国的粮食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形。这是因为,从理论上看,日本与韩国都属于典型的小国,其需求的快速扩张在国内供给无法满足的条件下将从国际市场进口,而小国的进口量并不足以改变国际市场的供求格局,因此大量的进口将在很大程度上平抑国内收入增长带来的需求增长压力,同时也使得价格的上涨压力被国际市场化解。而中国作为理论模型上的大国,由于国内供求结构改变带来的农产品进口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际市场的供求结构,尽管大量的进口对平抑国内粮食价格产生了重要作用,但是也使得国际国内市场产生了反馈作用:即国内价格的上涨将会带动国际市场价格的上涨,国际市场价格上涨将会诱发国内市场价格的上涨,使得影响价格波动的因素更为多样。但是,从客观角度,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大量的进口的确可以有效地平抑国内粮食价格的过快上涨,但是所形成的新均衡价格一定位于国内最高价格与初始国际市场价格之间,因为反馈机制的新均衡将会处于中间水平。 与此同时,当前我国粮价上涨不仅仅处于国内市场结构变化以及货币宽松的宏观背景之下,生物能源的发展正在改变全球农产品市场的供求结构,也对我国粮价波动产生深刻影响。从逻辑上看,生物能源未大规模推广应用之前,食品的收入弹性会随着收入的提高不断下降,但是生物能源的发展使得农产品与能源产生了相应的替代作用,因此生物能源原料的收入弹性又被提高,使得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发展与收入水平提高带来了生物能源原料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使之进一步传导至所有农业与食品部门,带来了全球农产品价格波动幅度的放宽。诸多因素的共同叠加导致了当前条件下我国粮食价格的大幅度波动。 三、我国粮食供求中长期发展趋势 今后5年~10年,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我国人口增长、经济高速发展和城市化率不断提高,将进一步促进粮油食品消费总量增长,消费结构升级,特别是动物性蛋白、植物油等消费增加。但是,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耕地仍将继续减少,我国粮油食品供给还面临水资源不足、农业劳动力素质下降、科技贡献率不高、自然灾害、环境污染等制约因素,我国保持粮食供求基本平衡将面临较大的压力。 食物消费需求结构变化进入新阶段 一般而言,食物消费与饮食结构有四个阶段的变迁:第一阶段为主食中的杂粮和薯类等有色谷物的比例减少,大米和小麦增加;第二阶段为大米和小麦等主食减少,肉、蛋、水产和植物油等副食比例增加;第三阶段为副食中的动物性蛋白食品和酒精类的消费增加;第四阶段为能够缩短调理时间的冷冻食品、外食、家常配菜增加,进入所谓的“简化饮食”阶段,饮食流通大范围化,同时追求绿色食品、重视食品安全,此时也会出现将传统食品高级化的现象,饮食两极化是这个阶段的特征。 目前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地区间、城乡间差异较大,虽然上述四种类型饮食并存,但饮食消费结构已进入第四阶段。在第四阶段,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出现的肉、蛋、乳品、水产和植物油消费增加的趋势依然存在。粳米、优质小麦等高品质食品以及精细加工食品消费需求增加,并伴随食品包装化、品牌化趋势。 主要粮食品种的供求趋势预测 人多地少、农业资源紧张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今后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必须实行谷物优先战略,特别是要实现主粮产品的基本自给。 从需求看,预计今后我国粮油食品的需求将进一步增长。其中,收入增长和人口增长仍将是推动我国粮油食品消费的主要驱动因素。受我国饮食结构变化影响,在人均消费变化与人口增长的共同作用下,稻谷、小麦的总消费量渐趋于稳定,玉米、植物油的总消费量将进一步增长。 从供给分析,我国粮油食品供给的最大挑战是耕地约束。2008年我国耕地已经降至18.26亿亩,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耕地仍将继续减少。2010年,我国进口植物油与油籽折油量共计2035万吨,按目前国内大豆亩产236斤的生产技术水平测算,相当于利用了国外9.6亿亩的种植面积。若全部由国内生产来替代,意味着要以减少68%的粮食总产为代价。显然,在严酷的农业资源条件背景下,我国依靠自己的耕地资源解决植物油供求缺口问题不现实。 我国粮油食品供给还面临水资源不足、农业劳动力素质下降、科技贡献率不高、自然灾害、环境污染等制约因素。一是,华北平原是主要的小麦和玉米产区,水资源仅占全国1.7%,过去50年来由于大量开采地下水已经使地下水位大幅下降。在可以预见的10年~20年内,华北地区的水资源短缺将进一步加剧。二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多外出务工导致农业劳动力素质下降,制约粮食科技水平的提升。三是,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只有51%。过去十年水稻、小麦、玉米单产年均增长率低于上一个十年。根据农业部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15年稻谷、小麦、玉米这三个品种的单产将比2007年增长1.4%、5.9%、15.9%,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增长速度。 基于此, 2020年的主要粮食品种供求趋势预测如下: 第一,稻谷、小麦将可保持供求基本平衡。由于方便煮食及消费结构升级,部分以面制品为主食的人群将转为以大米,特别是粳米为主食,预计2020年的人均年稻谷消费量将保持2007年137.3公斤的水平,2020年稻谷总消费量将达到1.9359亿吨,与1.955亿吨产量相比,稻谷总体仍自给有余,但结余不大。根据收入水平、消费趋势综合分析,预计2020年我国人均年小麦消费75公斤,总消费量将达到1.0575亿吨。总体看,小麦应自给有余,结余量在800万吨左右。 第二,玉米供求缺口将逐年扩大。预计2020年玉米产量1.84亿吨,消费量2.0125亿吨,缺口1725万吨。今后玉米种植面积的增长潜力有限,产量的增长将主要依靠单产。如单产保持过去10年平均增长水平,2020年玉米单产将达到6.05吨/公顷,比近5年平均5.29吨/公顷,增长14%,种植面积保持2010年的3040万公顷不变,2020年玉米总产量将达到1.84亿吨,消费方面,预计到2020年玉米消费量为2.0125亿吨。 但是,玉米的供求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如果单产大幅增加,将不存在缺口。我国玉米单产近5年平均5.29吨/公顷,与美国平均9.62吨/公顷相比,提高空间较大。从阿根廷的经验看,10年时间内单产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是有可能的。阿根廷在1995—1999年间、2005—2009年间平均单产分别为5.13吨/公顷、7.06吨/公顷,5年平均单产在10年内增长了38%,2009年单产已达8.33吨/公顷,略低于美国。如果我国玉米单产保持过去四五十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将在过去五年平均水平5.29吨/公顷的基础上增长27%,达到6.70吨/公顷,即使玉米种植面积保持不变,玉米总产量可达2.28亿吨,高于我们预测的消费量。 如果玉米价格过高,部分饲用玉米将被小麦替代。小麦与玉米的差价在50元/吨时,小麦即可部分替代玉米用于饲料。在用满玉米720万吨进口配额的情况下,部分饲用玉米需求将转向小麦,玉米的缺口将有所缩小。 目前,玉米深加工消费占总消费量达到28.2%,已经超过国家设定的26%限制,如果玉米深加工趋势刹不住,甚至出口导向型的玉米深加工继续发展,玉米缺口可能进一步扩大。 淀粉糖与食糖可以互相替代。预计至2020年食糖缺口390万吨。如果国家保持现行194.5万吨食糖进口配额不变,将现行配额全部用满,还有200万吨食糖消费缺口将转化为淀粉糖消费,折合245万吨淀粉糖,需新增玉米消费290万吨。但如果我国放宽食糖进口配额至400万吨,则淀粉糖不再替代食糖;如果食糖进口配额放得更大,则食糖会替代淀粉糖,减少对玉米的需求量。 第三,食用植物油自给率将进一步下降。预计至2020年中国大陆人均年植物油消费量为25公斤,植物油消费总量将达到3525万吨;工业消费保持5%速度增长,至2020年达265万吨。两者合计,植物油消费为3790万吨。 由于谷物优先是我国的粮食安全战略,我国要拿出更多土地种植油料作物不现实,预计主要国产油料折油量将保持1060万吨基本稳定。我国植物油将存在2730万吨的缺口,自给率可能降至28%,即使考虑其他小油料,自给率仍将低于1/3。从油种结构看,棕榈油消费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消费量将超1050万吨,逐渐接近豆油。 曹利群:改善粮食品种结构的对策研究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首先是保障粮食供给的总量。在总量达到平衡后,还有一个粮食品种结构的问题。我们讲的粮食,在我国至少包括稻谷、小麦、玉米、大豆等主要品种,前三者产量占粮食总产的近90%,大豆占到约4%。这四大品种都算作粮食,但相互之间不能完全替代,因为各自在消费用途、目标市场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区别。粮食总量够,但不见得每一个品种的需求都能得到满足,有的多了有的少了,粮食市场同样可能出现波动。改革开放以来的多次粮食供求失衡,多是由局部地区个别品种供求失衡引发的。个别品种价格上扬,经某些因素放大后造成全国性的农产品价格上涨。从一定意义上说,在粮食连续8年增产、总产稳定在1.1万亿斤后,短期内总量问题对我国粮食供求平衡的影响正在显着地趋于减弱,相反,结构问题的影响则显着趋于增强,甚至诸多总量问题就是由结构问题引发的。在总量问题得到缓解后,结构问题需要逐步理顺,要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各项政策进一步细化落实到各粮食品种,并分门别类地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提高政策效率。 一、要更加重视作为口粮的稻米和小麦的供给问题 一般而言,粮食按用途可分为口粮、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在这三者中,口粮直接用于满足人类的食物需求,更具有不可替代性,对粮食供求失衡的影响更具有先导性和敏感性。稻谷和小麦都主要是用作口粮。稻谷是消费量最大、比重最高的粮食品种,1985年之前,稻谷消费量甚至高于小麦、玉米消费量之和。目前,稻谷消费仍占粮食消费总量的1/3左右。从用途看,85%以上的稻谷用于口粮,不到15%用作饲料或工业原料。小麦是稻谷之外口粮消费的第二大品种,同时,口粮消费占到了小麦消费的80%。 口粮中,大约30%为小麦。因此,稻谷的地位显得更重要一些。一方面是因为我国以大米为主食的人口占到60%,这一比重还在不断提高,大米直接食用的比例仍在上升。另一方面,全世界大米贸易量只有2700万吨左右,仅占当年产量的7.0%,相当于我国每年大米产量的17%。大米国际市场空间较小,并且,供给主要以东南亚国家的籼米为主,而我国需求主要以粳米为主,因此,很难借助国际市场来实现国内大米供求平衡。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次粮食供求失衡,无论是供给严重过剩还是供给严重不足,往往都是先从稻谷开始,再波及其他,最终形成全局性的粮食供求失衡。在此方面,稻谷的影响往往是其他主要品种远远不及的。改革开放以来,因稻谷减产而导致整个粮食市价出现较大幅度上涨的情况已多次发生。 对于稳定稻谷市场而言,主要的努力方向是稳步扩大供给,以跟上不断增长的需求。首先要稳定水稻耕种面积。不仅要从粮食安全的角度认识保护稻田的重要性,还要从生态保护的角度来认识。稻田本身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载体之一,是一个重要的物种库和土壤种子库;此外,稻田可维持近10厘米的水层,每公顷稻田比旱地可多蓄水1500立方米,长三角地区稻田蓄水量相当于两个半太湖。其次,要通过保护种粮农民积极性来提高复种指数。对近10年来的数据分析显示,对我国稻米产量影响最大的因子是播种面积,影响播种面积最主要的因素又是复种指数。提高复种指数的根本,则在于调动种粮农民的积极性。要逐步提高最低收购价,提高水稻种植补贴标准,逐步建立农资综合补贴、灾害直接救助和农业保险并重的补贴机制,增加农田小型基础设施建设补贴,并对各种补贴进行有效整合;建立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的长效机制。第三,提高稻米单产水平。在当前粮价水平下,每亩增产100公斤,相当于农民增收240元~260元,比补贴政策的激励效果强得多。常规稻、普通杂交稻和超级杂交稻平均单产水平分别为370公斤、460公斤和600公斤,而我国仍有一半为常规稻,推广良种的空间还很大。要认真落实今年中央1号文件精神,加快农技推广体系的改革与建设,推动科研成果产业化。同时,加大有关投入,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农田生产能力建设和农田生态基本建设,并把资金集中到商品粮基地,体现向粮食主产区倾斜的原则,改善粮食生产条件。 对于小麦来说,供需状况基本上还是平衡有余的,只是品质结构矛盾较为突出。近几年我国小麦生产连年丰收,供求关系已由产不足需过渡到总量平衡有余的阶段。2010—2011年度库存消费比已经达到99.85%,是2003—2004年度以来的最高值。小麦连年增产,主要得益于单产水平的提高。我国小麦的单产水平虽已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与农业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约相当于英国的65%,法国、德国的76%左右。而且我国小麦单产的区域差异性较大,中低产田数量较多,今后一个时期实现均衡增产是开发小麦单产潜力的关键。北纬33°左右的地区是提高我国小麦单产、确保总产潜力最大的地区。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四川等省处于北纬31°~35°区域,面积约1亿亩。未来随着我国在良种、配方施肥、地膜覆盖、节水灌溉、病虫害综合防治等方面的技术进步,这些地区小麦单产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在解决总量问题的同时,还需要注意小麦供需的品质结构问题。当前最主要的矛盾是普通小麦供给过剩、优质麦供给不足。特别是近两年小麦生长和收获期间遭遇极端恶劣天气,品质受到严重影响,小麦供应结构矛盾进一步激化,优质小麦价格自2010年6月开始明显上涨,进口小麦需求也大幅升温,小麦进口量达到200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虽然我国优质专用小麦种植面积不断扩大,2009年秋冬种小麦优质率达71%,比2004年提高30多个百分点。但由于我国小规模农户分散种植的生产模式短期内难以改变,多品种混杂、单个品种数量少的问题将长期存在。一些国产优质麦品种在某个单项指标上可与进口麦媲美,但混收混储等现象造成优质麦整体品质下降,难以满足企业加工需求。因此,在保证小麦供应总量的同时推进品质提升,是今后我国小麦产业发展的主要目标。 二、要采取综合措施稳定玉米供求平衡 在各粮食品种中,玉米的供求缺口最大,单靠扩大播种面积是不行的。从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考量,首先要保证口粮供应,不能把更多的耕地资源分配在玉米生产上。近期玉米种植面积只能有小幅度增加,来源主要是东北地区。玉米种植面积还能否有进一步扩大的空间,要取决于玉米生产的比较收益。在外延性资源越来越少的条件下,内涵发展必然是实现玉米增产的根本出路。内涵发展的路径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通过育种和施肥手段以及先进的栽培技术措施,提升玉米生物体的能量转化效率;二是改善农田生产条件,包括土地整理、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等,为作物创造良好的生产环境条件。目前东北玉米主产区中低产田约占玉米种植面积的2/3,其中干旱是主要限制因子。玉米主产区内部的单产存在明显差异,低产田是高产田产量的2/3,按目前的单产水平分析,在未来的10年内,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上进行较大的投入,同时改良玉米品种,加大综合栽培技术措施,中低产区的单产有希望比目前提高50%。 同时,要进一步调整优化玉米内部种植结构。20世纪80年代以来,玉米内部的种植结构较为单一,普通玉米之外的专用品种很少。近些年来,专用玉米陆续发展,但总体看,玉米的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还存在一定差距。目前我国畜牧业对玉米饲料的利用还不尽合理,青贮玉米所占的比重还比较低,饲料的转化率不高。在玉米加工业领域,高油、高淀粉和支链淀粉的玉米种植比例仍很小。伴随着畜牧业和玉米加工业的发展,市场将对玉米生产提出多样化的消费需求,玉米品种必须向专用化方向发展,玉米品质结构也存在着一个优化升级的过程。 单纯提高产量、优化结构,还是不可能实现玉米市场供求平衡的,短期来讲如此,长期来看也是如此。和口粮需求比,加工需求的弹性很大,有很大的伸缩空间。如果不控制,只要能够赢利,就可以无限制地发展。因此,必须管住加工需求。2007年9月国家发改委《关于促进玉米深加工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规定,深加工用粮规模占玉米消费总量的比例要控制在26%以内。但目前实际加工用量早已突破此限制,导致玉米供求缺口不断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坚持玉米优先满足饲养业发展,控制粮食用于工业酒精、燃料乙醇等非食物链生产,禁止粮食深加工产品出口。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肉禽蛋奶等畜产品消费还会有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发展畜牧业是大的方向。生产动物性蛋白需要消耗4倍到9倍的饲料蛋白,完全靠玉米、豆粕做饲料是不可行的。未来一个大的战略就是,必须开辟新的饲料来源,寻找玉米饲料的替代品。和口粮消费不同的是,饲料消费的保障途径可以更加多样化。苜蓿就是一种很好的饲料,其蛋白含量高达45%~46%,是粮食蛋白含量的2倍~4倍,且含有18种氨基酸,是世界上最大的蛋白质资源,是公认的优质饲料。再如毛叶苕子,其干物质粗蛋白含量为46.7%。其他如油苋菜、氨基酸草,粗蛋白含量也分别达到了22.8%、29.8%。这些饲草可以广泛种植,我国南方地区有许多荒坡地和冬闲田,光热资源又充足,种植饲草的潜力还是很大的。而我国畜牧业的重心目前还在北方。今后要发展一些适合南方地区的畜禽良种,如奶水牛等,以更好地利用南方饲草。除此之外,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也可以完全实现饲草工厂化生产。饲草基质栽培、潮溪栽培技术都已经成熟,能够做到立体栽培、节地节水、常年生产、多次收获,每亩年产量可达到40吨到120吨。只要加以重视、大力推广,完全可以开辟新的饲料来源,依靠工厂化饲草生产和规模化畜牧养殖配套,减轻饲料消耗对玉米等粮食的依赖,并保证畜产品的充分供给。 三、要另辟蹊径扩大大豆供给 大豆是我国重要的油料作物和植物蛋白的主要来源,工业用和饲料用大豆占据了大豆消费量的九成。国内大豆消费快速增长,主要来自食用油压榨的需要及养殖业对豆粕等副产品的需求。2011年我国进口大豆5264万吨,大豆的对外依存度已经快接近80%。东北是大豆的主产区,黑龙江大豆种植面积约占全国的33%,总产量约占全国的37%。2000年到2010年黑龙江大豆播种面积占全省粮食种植面积的35%~42%。但即使在东北地区,大豆种植效益目前已显着低于玉米,据黑龙江农委对1250个农户样本调查,2010年该省玉米每公顷纯收益达到5122元,而大豆仅为2430元,两者种植效益相差一倍多。要在现有产区大幅度增加大豆产量、提高大豆自给率,既受到耕地面积的制约,也面临与其他粮食作物争地的矛盾,可能性不大。为此,必须拓宽思路、着眼长远,在新疆等地方积极开辟新的油料大豆种植基地,更直接、更有效、更大程度地缓解油料供给压力。 在新疆建设大豆基地具备一定的可行性。一是耕地后备资源充足。新疆农林牧可直接利用土地面积占全国的1/10以上,宜农荒地资源超过1亿亩,是我国最重要的土地资源后备区。二是水资源丰富。新疆境内共有大小河流570多条,地表水年径流量884亿立方米。新疆人均水资源量超过5500立方米,是全国人均数的2.25倍。三是气候条件适宜。新疆属于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光热资源和水资源丰富,昼夜温差大,病虫害相对较少,无霜期长达103天~191天,年日照时数在2699小时~3158小时,有利于大豆光合产物的积累和提高大豆单产水平。就目前农业生产布局看,伊犁河、额尔齐斯河流域已经是新疆油料大豆的主要生产区域,具有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四是运输较为便捷。近年来,新疆不断加大交通枢纽及干线网络建设力度,阿勒泰—独山子—库车快速干线、精河—伊犁—霍城铁路、乌鲁木齐—精河铁路复线、奎屯—北屯铁路、兰新铁路复线电气化改造和多条国道省道公路已经完工或正在建设,为油脂油料运输提供了必要的运输保障。 建设新疆大豆基地,不仅能够有效扩大国内大豆供给,而且能够推进新疆农业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构筑新疆现代特色农业产业体系。要立足长远,从战略高度认真谋划和切实推进,突出重点加强新疆大豆基地建设,并着眼全局解决大豆行业存在的问题。 第一,加大政府投入。对新疆土地开发和油料大豆生产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和规划,统一部署,专项安排,加大投入,大力推进。按照每亩耕地3000元的投入力度,用于水利设施建设、整理改造、土地熟化等。每年投入90亿元,连续投入10年,在新疆新开发3000万亩耕地。发挥地缘优势,结合边境贸易,打造以新疆为龙头、辐射中亚的油料大豆生产加工基地。 第二,加大产业扶持力度。对新疆大豆种植实行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对油料生产所需农机提供农机具购置补贴,并不断加大补贴力度,大力推进油料生产的良种化、机械化水平,提高大豆单产,降低油料生产的物化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制定支持粮食部门收购国产大豆政策和企业利用国产大豆的有关优惠政策,采取综合调控措施,保证油料价格在合理区间运行,保证农民能够获得合理的收入。增加大豆主产区豆农贴息贷款额度,按大豆的生产销售年度调整贷款还款期限。探索建立压榨企业配比使用国产大豆制度,要求压榨企业每进口一吨大豆必须认购一吨新疆产大豆。 第三,强化科技支撑作用。制定我国大豆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加大科研投入,解决大豆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重点建立并完善我国大豆育种研究体系,鼓励发展具有自主育种体系的种子公司。针对油料大豆科研和技术推广力量薄弱的实际,在加大扶持当地科研工作的同时,多方组织力量进行攻关,尽快培育出适合新疆不同区域的油料大豆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并加强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依靠科技提高单产、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应设立技术创新基金,对达到研发条件的企业列入政府扶持的企业目录,享受税收减免、人才引进等优惠政策;对符合政府导向的企业自立的科研项目,给予研发经费30%~50%的补贴;鼓励风险投资介入企业研发活动,建立公共研发机构和企业研发机构的互动机制,为新疆发展油料大豆提供技术支撑。 第四,推进大豆产业化经营。大豆是比较易于实行机械化栽培的农作物,目前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为大豆实施规模种植提供了契机。要加快推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鼓励农户合作进行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变大豆粗放经营为集约化经营,努力使大豆生产向专业化、优势化、区域化方向发展,加快形成新疆油料大豆优势产业带。加快推进全国大豆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大力发展大豆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大力推行订单农业,鼓励大豆加工企业和农民全面签订合同,鼓励企业和农户通过二次返利、入股分红等形式建立各种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把大豆合作经济组织专用大豆储运设施列入粮食物流建设项目,支持大豆质量可追溯体系建设,将食品专用大豆纳入“农超对接”计划。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陈洁:加快培育新型种粮主体 一、培育新的种粮主体显得越来越迫切 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化率迅速提高,从2000年的36.22%提高到2011年的51.27%,平均每年提高1.37个百分点。2011年,我国乡村人口数量为8.1亿人,比2000年减少1.5亿。被基本计算为城镇人口的1.59亿人多数为外出农民工,他们绝大多数是青壮年劳动力。从2009年的情况来看,50岁及50岁以下的劳动力占95%左右,其中,16岁~29岁、30岁~39岁、40岁~49岁、50岁以上的劳动力所占比重分别为58.4%、23.8%、13.1%、4.7%。而在农村从业劳动力中,以上年龄段所占比重分别为26.4%、19%、25.3%、29.3%。 农村人口数量快速减少,人口和劳动人员高龄化趋势日益明显,意味着农村从事粮食生产及其他经济活动人员的年龄就偏高。据我们对4750个普通种粮户的调查,其中40岁~49岁、50岁~59岁,60岁及60岁以上年龄段的劳动者所占比重分别为32.55%、29.43%和18.17%,(王萍萍、张毅、彭丽荃、王冉,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特点,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研网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生产则是基础中的基础。因此,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现代化国家都会采取措施鼓励劳动力从事粮食生产,都会加大对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的扶持力度。目前,我国统计学意义上的城镇化率已经过半。在不少传统乡村,超过60岁的劳动者成为粮食生产的主要人员,粮食生产后继乏人、青黄不接的问题已经迅速凸显。如果不能及时加快培养和补充新的种粮主体,我国的粮食生产很容易出现滑坡,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前提条件就会被削弱。 二、着力培育农民种粮合作社和种粮大户两类主体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选择就业领域固然有多种多样的选择,但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最主要的决定因素,还是收入水平。这里有两重含义:一是相对收入水平。通常只有在成本利润率达到各行业平均水平的情况下,这个行业才具有足够的吸引力。二是绝对收入水平。有的行业尽管成本利润率高,但由于经营规模受到限制而且兼营受到限制的情况下,绝对纯收入水平就会比较低,经营项目也会失去吸引力。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发出9个指导农业农村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出台了加强水利改革发展、实行最低收购价、免除农业税、实施“四补贴”(良种补贴、种粮直补、农机补贴、农业生产资料补贴)等一系列支持粮食生产的重大政策,粮食生产的成本利润率已经不低,种粮不亏本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2011年,我国小麦、玉米、早籼稻、粳稻的成本利润率分别为21%、41%、29%、53%,每亩净利润分别为141元、303元、227元、547元,粮食亩均净利润平均为181元。与其他行业相比,种粮的相对收入是比较高的。但是,粮食生产单位经营规模较小,使得粮食生产的绝对收入水平较低。据《中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汇编》数据,2009年,我国有农业生产经营户1.98亿户(其中纯农户1.67亿户,农业兼业户952.87万户,非农业兼业户2118.97万户)。其中,农作物种植业户1.82亿户,当年农作物播种面积为160675千公顷,户均播种面积仅为0.81公顷。按照2011年的亩均净利润推算,一个种12亩粮食的农户一年的纯收入仅为2172元。而近年我国农民外出务工工资快速提高,2011年月均收入为2049元,即一个农户种一年粮的收入仅相当于外出一个月的务工收入。粮食生产劳动强度大、投入多、风险高,对绝大多数农民而言,如果具备外出务工的条件,自然会选择外出务工。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既要坚持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稳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并实现长久不变,又要优化粮食生产和农业发展的微观基础,实现适度规模经营。从各地的探索来看,主要有两类主体能够同时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 一是农民种粮合作社。尽管单个成员经营规模小,但合作社的经营规模较大,能够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合作社还有两大好处,第一,可以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动的基础上实现规模化效益;第二,能够实现经营收益为成员分享。目前我国农户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比重仍不到20%。现有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带动能力还比较弱,平均每个合作社的成员数量仅为78个。由于种粮收益水平偏低,与蔬菜、水果、养殖、销售等方面的合作社发展相比,种粮合作社发展得到的重视程度明显偏低。粮食专业合作社在农户统一提供生产资料、开展生产性服务、降低农户市场风险、推动科技普及、提供信贷支持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非常理想的效果,可对粮食生产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应将发展种粮合作社作为培养新型种粮主体的首要任务来抓。 二是种粮大户。种粮大户对促进现代农业建设具有重要促进作用。首先,利于改善粮食生产物质装备和技术条件。北方地区100亩以上种粮大户2008年户均基础设施建设投入1.44万元,亩基础设施建设投入71元。南方地区30亩以上种粮户2008年户均基础设施建设投入3100元,亩均投入48.67元。2008年,北方地区100亩以上种粮大户户均拥有农机1.68台套,每万亩有农机82.77台套;南方地区30亩以上种粮户户均拥有农机1.51台套,万亩农机236.23台套。目前,种粮大户普遍应用测土配方施肥、统一灭鼠、生物防螟、机械深松深翻、种子包衣、精量半精量播种等重要农业技术。第二,利于增强粮食市场供应能力。在黑龙江垦区和吉林省,10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亩年均产出粮食分别为460.8公斤、562公斤,比平均水平高出11.7%和30.4%。种粮大户生产的粮食基本上是商品粮,在稳定粮食市场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第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北方地区100亩~499亩的种粮大户户均粮食产量为80.54吨,南方地区30亩~49亩种粮大户的户均粮食产量为20.07吨,50亩~99亩的为36.58吨。 三、为新型种粮主体发育成长提供良好条件 在现阶段,发展专业化种粮大户和农民种粮合作社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谁来种粮的问题。但由于政策体系不完善,它们在生产经营方面遇到了多重困难,比较突出的问题包括:资金不足,风险大;土地流转服务不够,长期投入受到制约;很难获得有效的社会化服务,生产经营困难较多等。与普通种粮户一样,种粮大户还明显受到基础设施条件薄弱、成本上升快等方面的制约。要认真完善政策措施,改善新型种粮主体的外部条件。 一是对农民种粮合作社和种粮大户等新型种粮主体予以专门扶持。组织农业及发展与改革、财政、人民银行、水利等相关部门,制定专项扶持规划,并与粮食生产能力新增千亿斤、粮食核心产区建设、主体功能区规划等规划相衔接。落实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新增农业补贴适当向种粮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倾斜。考虑在中央层面专门设立种粮大户扶持资金,对种粮合作社、种粮专业农户实行特惠性的专项补贴。省级、地市级、县级和乡镇级可以根据当地发展种粮大户的需要和自身财力状况等增加资金投入。建立覆盖全国的监测网络,系统摸清各地情况,准确监测新型种粮主体的数量、结构、基本特点、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各地制定具体操作办法提供依据。同时,要实行专门登记,实行动态管理,确保资金用到真正需要扶持的种粮主体身上。中央可给出种粮大户的一般划分标准,农业部门制定一般性政策,地方确定具体执行标准。商业银行县域分支机构和农信社要把新型种粮主体作为优先支持对象,对于实力强、资信好的种粮大户给予一定的信贷授信额度。落实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的要求,对农机大户、种粮大户购置大中型农机具,给予信贷支持。对新型种粮主体参加农业保险,财政优先给予一定保费补贴。 二是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在家庭经营基础上如何形成既能保障农户权益、发挥分散经营积极性,又能有效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降低农户生产成本和市场风险的良性局面,至今尚未真正破题。而其中关键的问题,就在于生产性服务体系很不健全。要在稳定我国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的前提下,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必须在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方面取得突破。 切实改革完善公益性服务体系。各地面临的实际情况不同,应从自身实际出发,确定当地的公共服务范围,健全公共服务机构。将公益性、农业生产性服务的投入责任适当上移,在定编、定岗、定员的基础上,加大针对农业生产性服务的转移支付。深化运行机制改革。对公益性公共服务,由政府投资兴办,实行财政全额拨款。对经营性服务,则要加快市场化和社会化进程。对于提供非基本公共服务的单位,要通过股份制改造、招标拍卖等方式,推进转企改制。积极探索提高服务效率,鼓励各地采取更多、更为灵活的方式探索购买服务的方式,适当引入竞争机制,提高服务效率。 加快发展商业化服务主体。从发展方向来看,民办机构的资金实力越来越强,机制比较灵活,与公立机构具有非常明显的互补性。但从盈利水平来看,农村生产性服务尤其是粮食生产服务明显低于城市。社会资金进入农村生产性服务业,需要有更为宽松的环境。在社会化服务主体中,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是一支关键的力量。要加大对农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支持力度,探索建立企业与农户之间的紧密利益联结机制,进一步发挥其带动农民、服务农民的作用。 三是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服务。制定保持现有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具体政策法规,强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从各地的实践来看,工商企业转入大量土地种粮的长期效益并没有优势,但极易出现粮田非粮化、农民权益被侵害等问题,要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的要求,不提倡工商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和经营农户承包地。应严格执行《农村土地承包法》、《担保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禁止在家庭承包方式下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和抵押。在做好土地承包管理工作的基础上,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各种服务平台,发展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助理研究员彭超:在粮食产地转移中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的粮食生产条件不同,粮食消费习惯各异,保障粮食供需的地区间平衡是与保障供需总量平衡同等重要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工业化与城市化快速推进,中国粮食生产的地理重心发生了历史性的变迁,同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地区间的商品粮流通格局也出现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引起变化的原因是什么?这种变化给我国粮食安全带来了怎样的挑战?在这一背景下粮食安全政策应当做出哪些选择?为了探明这些问题,本文将在整理中国商品粮产地移动实态的基础上,对产地移动的原因及其影响进行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 一、我国主要粮食作物生产区域变迁 总的来看,我国主要粮食生产向主产区集中,地理上重心由南向北移动。从品种上看,稻谷产区东南萎缩、东北扩张,小麦产区向黄淮海集中,玉米产区向华北和东北集中。 粮食生产向主产省区集中。1985—2011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仅增加了1.6%,产量却增加了50.7%。这一增产成绩的取得,与粮食主产省区的粮食增产贡献密不可分。从在粮食产量中的地位上看,1985年13个粮食主产省区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67.3%,2011年这一比例增加到76.0%;从对粮食产量的贡献上看,13个粮食主产省区产量从26458.7万吨增加到43421.7万吨,对全国粮食增产贡献率高达88.3%。 粮食产地重心总体沿由南到北的方向移动。具体从地理上看,1985—2011年,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4个东南沿海省份的粮食总产量减少了1034.7万吨,占全国粮食产量的比重从18.9%下降到10.7%,其中,仅江苏略有增产;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4个东北省区的粮食总产量增加了8954.3万吨,占全国粮食产量的比重从11.1%上升到23.0%;河南、山东、河北、山西4个华北省份粮食产量增加5696.9万吨,占全国粮食产量的比重从22.8%上升到25.0%;安徽、江西、湖北、湖南4个华中省份粮食产量增加2084.3万吨,占全国粮食产量的比重从22.2%下降到18.4%;四川、广西、云南、贵州4个西南省区粮食产量增加1749.8万吨,占全国粮食产量的比重从14.6%下降到12.7%;新疆、陕西、甘肃、宁夏4个西北省区粮食产量增加1674.3万吨,占全国粮食产量的比重从5.6%增加到6.6%。 稻谷产区呈现东南萎缩、东北扩张态势。稻谷是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在全国各省市区都有种植。1985—2010年,浙江、广东、福建3个东南沿海省份稻谷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46.5万公顷、165.3万公顷和62.2万公顷,产量分别减少709.6万吨、500.8万吨和173.2万吨,这一地区的稻谷产量占全国的比重从21.4%下降到11.3%;黑龙江、吉林、辽宁3个东北省份稻谷播种面积分别增加237.9万公顷、34.9万公顷和19.7万公顷,产量分别增加1681.0万吨、384.4万吨和194.6万吨,这一地区的稻谷产量占全国的比重从3.6%上升到14.7%;湖北、湖南、江西3个华中省份稻谷播种面积分别减少50.0万公顷、减少21.6万公顷、增加5.4万公顷,产量分别减少13.9万吨、增加167.2万吨、增加382.5万吨,这一地区的稻谷产量占全国的比重从32.0%减少到30.3%。 小麦产区向黄淮海地区集中。小麦在我国除海南岛之外的其他省市区均有分布。1985—2010年,东北的黑龙江和西南的四川小麦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75.9万公顷和73.4万公顷,产量分别减少184.3万吨和197.9万吨;位于黄淮海优势产区内的河南、河北、安徽等4省小麦播种面积分别增加71.2万公顷、6.8万公顷和41.1万公顷,同处于该地区的山东小麦播种面积减少39.0万公顷,这4个省的小麦产量分别增加1554.0万吨、486.3万吨、600.8万吨和562.5万吨,这一地区的小麦产量占全国的比重从51.0%增加到65.8%。 玉米产区向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集中。玉米在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均有种植。1985—2010年,河南、山东、河北、山西4个华北省份玉米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8.2万公顷、86.8万公顷、125.9万公顷和105.2万公顷,产量分别增加1097.5万吨、994.4万吨、829.8万吨和556.2万吨;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4个东北省区玉米播种面积分别增加279.2万公顷、136.7万公顷、89.5万公顷和205.2万公顷,产量分别增加1912.6万吨、1210.9万吨、702.4万吨和1306.0万吨;东北和华北两大产区玉米产量占全国的比重从65.4%上升到72.1%。 二、我国粮食产地移动的原因分析 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导致东南沿海土地等生产要素流出粮食生产领域,科技进步促使我国北方粮食增产,农业基础设施的不平衡性加速了产地的北移,消费结构升级拉动了北方粮食生产,人地关系格局也促进粮食生产重心由南向北移动,在粮食产地移动过程中,政策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工业化、城市化导致东南沿海粮食产量下降。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使得土地大量流入城市和第二、三产业,从而导致粮食播种面积迅速下降。将东南沿海省份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对其粮食播种面积进行回归分析,可以粗略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工业产值每增加1万亿元,粮食播种面积就减少87.1万公顷。而且,工业化为农民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种粮机会成本上升,很多农民可能会将粮食生产作为副业,从而减少投入,进而导致粮食单产下降。此外,工业化、城市化带来了人们食物消费模式的改变,加之经济发展带来了生活水平的提高,植物纤维消费呈现高级化趋势,居民对蔬菜、水果等的消费需求增加,导致种粮的比较效益降低,农民开始改种园艺作物或者其他经济作物。 农业科技进步促使北方粮食产量增加。粮食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在促进粮食单产提高的同时,也加速了粮食产地重心的北移。一系列品种的改良和栽培技术的进步,扩大了部分粮食的适种范围,使得北方粮食播种面积和单产迅速增加。例如,20世纪80年代,黑龙江等地引入日本水稻旱育秧技术,迅速推广,并成为我国东北水稻的主要育秧技术,促进了该地区水稻产量的增加。又如,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优质小麦品种在华北地区获得大规模推广,期间地膜小麦栽培技术也在华北地区迅速推广,促进了小麦向优势产区集中。再如,杂交玉米的培育和推广,大大提高了玉米的单产水平,也促使玉米向华北小麦-玉米轮作区集中,并且加速了东北玉米播种面积的扩大。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了粮食产地重心北移。由于东南沿海粮食生产比较效益下降,水利建设力度减小,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比北方明显减缓,加速了粮食产地重心的北移。例如,浙江省有效灌溉面积从1985年的152.8万公顷减少到2010年的145.1万公顷,同期,黑龙江的有效灌溉面积则从68.0万公顷增加到387.5万公顷。水利建设对北方粮食增产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例如,河南、山东两省引黄灌区粮食平均亩产多年保持在500千克以上,为两省保持稳产高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市场需求变化拉动了北方粮食产量增加。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导致粮食需求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体现在稻谷上尤为明显。我国北方居民偏好消费粳米,并且南方居民也由消费籼米为主转向消费粳米。而我国适宜粳稻生长的地区多分布于东北。更多的粳米消费,使我国东北粳稻需求增大,引致东北稻谷播种面积迅速增加。与此同时,南方部分籼米需求减少,市场竞争力下降,导致农民生产的籼稻难以出售,从而致使南方稻谷播种面积下降,这一点在早籼稻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人地关系推动了南方粮食产量减少。我国南方地区人多地少的情况尤为严重。例如,2010年,黑龙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经营耕地面积达到11.7亩,而浙江农户人均经营耕地面积仅有0.6亩,甚至作为稻谷总产量最高的省份——湖南,农户人均经营耕地面积也不足1.3亩。经营规模小使得种粮收益偏低,促使农民放弃种粮,转向其他作物或者其他产业。而且,较小的经营规模导致机械化等现代生产方式难以展开。此外,我国南方耕地多处于丘陵地带,灌溉和机械化作业有一定困难,进一步加剧了南方粮食播种面积的减少。 农业政策促进了粮食产地的移动。1993年以来的粮食流通政策改革,基本遵循了市场化的方向,使得我国国内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东北地区种粮比较优势明显,而东南沿海地区具有工业生产比较优势,区域之间的粮食贸易从而促进了“南粮北运”到“北粮南运”的变迁。2004年之后,我国放开了粮食市场,将针对流通环节的补贴转向直接补贴种粮农民,各种补贴往往以土地承包经营面积为标准发放,这对经营规模较大的东北地区农民种粮积极性有极大的鼓舞作用,同时也能够促进这些地区的粮食增产。 三、我国粮食产地移动对粮食安全造成的影响 粮食产地移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粮食优势产区的集中,有利于资源的集中利用。尤其在财政转移支付方面,使得政策更加有的放矢。但是,粮食生产重心的转移也给粮食安全带来了水资源约束、工业化与粮食安全矛盾、跨地区流通障碍、省区粮源争夺等一系列挑战。 粮食主产区面临水资源瓶颈。粮食产地向北移动,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水资源短缺。从绝对量上看,到2030年,我国农业缺水量将达到434亿立方米,全国农田灌溉缺水量将达到391亿立方米。从水资源分布上看,我国区域性缺水和季节性缺水情况较为严重。东北、新疆南部等粮食主产区和潜在粮食增产区,水资源严重缺乏。即使在以水资源丰富着称的湖北、湖南以及江苏境内,也存在区域性缺水的问题,而这些地区正是我国水稻的重要产区。华北地区地下水资源严重透支,已经为国家粮食安全的整体战略做出了生态上的重大牺牲。我国大部分地区普遍存在春旱夏涝的情况,全球气候变化引发冬季降水减少,更加重了季节性干旱对粮食生产的不利影响。 北方地区发展工业化有可能挤压粮食生产空间。北方粮食产地多属于工业化的后发地区。全国第一大产粮县吉林省榆树市年产粮食275万吨左右,商品粮200万吨以上,但其年财政收入只有4亿多元,与全国百强县排名第一的江苏省昆山市财政收入相差近100倍。种粮比较利益偏低会影响地方的产业发展选择,也会影响地方政府抓粮的积极性。目前,中部地区亟待崛起,东北老工业区需要振兴,这些都会带来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然而,根据东南沿海的经验,工业化往往伴随着粮食产量的下降。这造成了地区发展工业化和国家保障粮食安全的矛盾。 粮食跨地区流通存在障碍。粮食产地重心移动后,粮食的跨地区长距离运输不可避免。我国早已形成了粮食“北粮南运”的格局,东南沿海发达省份从外地调粮过程中,运输成本已经不是最大的问题,而交通运力则形成了很大的瓶颈。更为严重的是,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的地区经济差距已经对粮食运输造成严重影响。例如,浙江发一火车皮的义乌小商品在黑龙江销售,再运回粮食,可以平摊粮食运输成本,但是黑龙江省内的小商品市场容量有限,无法及时将这些小商品消化,所以无法实现物流的对流运输,从而导致浙江只能发空火车皮赴黑龙江运输粮食回来,造成了“去空”,大大提高了粮食物流的成本。 省区之间粮源争夺隐现。2010年,粮食企业普遍对粮食市场看涨,形成粮食抢购,主销省区的粮食企业纷纷加入粮源争夺,进一步加剧了粮食市场的紧张。粮食主产省本身也有粮食供求地区不平衡的问题,这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尤为突出。2003年“非典”疫情较为严重的时期,杭州粮食供应发生紧缺,浙江、杭州省市两级政府赴其他省区组织粮源,但是其他省区地方政府为保证本省粮食供应,立即出台了禁止粮食外运的紧急措施,导致杭州市场供给一度偏紧。 四、我国粮食产地移动过程中的粮食安全政策选择 粮食产地重心移动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这一进程中,除了加快科技创新及推广、千方百计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之外,还需要针对产地移动,采取多种措施,保护水资源,提高用水效率,科学应对气候变化,落实国家粮食安全责任,严格耕地保护制度,健全产销区利益衔接机制,完善粮食物流体系,降低粮食流通费用,规范粮食市场,加强突发事件应对能力。 节约水资源,提高种粮用水效率,科学应对气候变化。实现水资源供给管理模式向需求管理模式转变,研发并推广发展节水灌溉技术,通过水权明晰和合理水价等经济手段激发终端用水农户节水行为;落实农田水利建设的政策和资金投入,建立农田水利建设投资的长效机制;强化国家水资源宏观管理调控体系建设,协调好流域之间、流域之内以及工农业之间的用水关系;加强农业与气候部门的合作,制订应急预案和长期应对机制,提高对极端天气尤其是持续干旱天气的预警和防控能力。 落实国家粮食安全责任,严格保护耕地,健全粮食产销利益联结机制。坚持和完善“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分地区制定标准,将粮食生产纳入县市领导班子绩效考核体系,并将相关内容纳入正在征求意见的《粮食法》;切实保护耕地资源,坚持“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规范地方耕地占补平衡,不仅在数量上保证18亿亩红线不可逾越,还要在质量和生态方面保护土地生产力的可持续性;在北方工业化后发地区,科学规划工业集中布局,集约利用工业用地;主产区和主销区要充分合作,促进现有产销区合作平台的健康发展,大力促进主销区企业通过订单农业、自建基地等方式与主产区农户建立稳定的购销合作;粮食主产区要加大对主销区市场的调研和服务力度,进一步提高粮食品质;粮食主销区可以拿出部分财政资金建立粮食调入补偿基金,主要用于运费补贴和粮食收购价外补贴,也可以用于支持产区大中型育插秧机器、稻谷烘干设备等农机具的购买和租赁补贴。 完善粮食公路运输体系,协调铁路运输,降低粮食流通费用。完善粮食水路、公路运输网络,降低税费,可以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建立粮食运输服务信息登记发布中心,平摊粮食运输费用,降低粮食物流成本;统筹协调铁道部门配合稻米调运,减少运力的浪费,必要时再次启动东北粳稻入关运费补贴;在大中型城市建立粮食物流中心等流通节点,发展联合配送,降低粮食产品到达销售终端的流通费用。 规范粮食市场,避免恶性竞争,加强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国家从宏观层面上进一步统筹粮食产销衔接,避免省区之间的恶性竞争;各级政府要加强执法力度,在保障粮食经纪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打击以次充好、囤积稻谷等扰乱市场的行为;县市级政府之间要做好协调工作,规范区域内粮库、加工企业等稻谷购销主体在主产区的购买行为;加强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完善省、县两级储备,在粮食需求较大的大中型城市,对保持一定数量经常储备的商户进行补贴或者以奖代补。

据消息,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粮食部门深入贯彻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认真落实新时期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决策部署,结合本地实际积极推进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强化对企业经营管理的指导,国有粮食企业在抓收购促增收、保供应稳市场、强产业促发展等方面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把“巴掌”紧握成“拳头”,大力推进“一县一企、一企多点”改革。湖北随县地处江汉平原,是湖北10个核心粮食主产县之一,最多时有86个粮食收储站点。近年来,随县粮食局大力推进企业兼并、整合站点资源,形成“1个县储备库+8个收纳库点”格局,减少了企业数量、提高了企业质量。这是各级粮食部门大力推进“一县一企、一企多点”改革的缩影。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前,我国粮食主产区的每个乡镇都设有收粮库点,点多面广、数量庞大,但市场经营力不足。近年来,国家粮食局持续大力推进县级国有粮食企业重组,以优势骨干粮库为主体,对分散的库点资产进行整合,实行统一财务核算、经营管理和制度管控,把单打独斗的“巴掌”握成五指并拢的“拳头”,企业资产实力和经营能力明显提高。截至2016年底,全国大部分省份实现了“一县一企、一企多点”。湖北、安徽、江苏、陕西等省把县级粮食企业整合与土地确权变性、做强做优做大结合起来。湖北近三年省级财政累计安排1.4亿元补助资金支持基层企业改革,85%的资产确权和土地变性工作已完成,全省86个县市全面实现了“一县一企、一企多点”改革重组任务。

从“小舢板”发展到“大舰队”,着力打造跨区域骨干粮食企业集团。由于历史原因,国有粮食企业多数是按照行政区划建立,隶属于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资产资源流动性不足,管理体制僵化,企业没有活力。近年来,各级粮食部门推动以资本为纽带,实现不同层级的国有粮食企业优势互补、强强联合,打造骨干粮食企业集团。湖南省属粮食企业和长沙市属粮食企业优化整合组建了湖南粮食集团,经过6年多的发展,集团总资产从32亿元增加到138亿元,销售收入从不到10亿元增加到100亿元,2013年控股上市公司金健米业,集团发展后劲和实力不断增强。同时,各地还以骨干国有粮食企业为基础,组建发展了一批跨区域集团公司,承担粮食跨省流通任务,成为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促进粮食产销协作和保障区域粮食安全的重要载体。2014年,浙江省政府对浙江省农发集团增资2.5亿元用于并购黑龙江省一家粮食企业共同组建了绿农集团。目前绿农集团拥有107.4万吨仓容。浙江省农发集团代储浙江省级粮食异地储备30万吨,建立了年产10万吨的大米加工基地,2014年以来累计完成“北粮南调”稻谷等150多万吨。

本文由168彩票发布于政策,转载请注明出处:168彩票尤为增加供食用的谷物安全保险工夫,加

关键词: